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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这是因为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相信他们能够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
最后是她自己的保证：
“他们必然失败……但是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最后崩溃殃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孙中山活着，他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
同她发表声明的做法——那是公开和俾众周知的——成为对照，宋庆龄实际的旅行安排必须十分秘密。章克后来知道了经过情况，他回忆得起来的是：①
①宋庆龄着《为新中国奋斗》，第8—11页。
宋庆龄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三天，请雷娜·普罗梅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安排这次旅行——她自己、陈友仁和两个女儿、曾任武汉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没有船去海参崴，但8月间有条带客房的货轮，在此之前，她们这批想走的旅客只能静候。用假名住在市区旅馆里的陈家父女三人要尽量少出门。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宋家的人不断敦促庆龄不要说任何有利于已“被摧毁”的共产党的话，特别是不要不客气地反对蒋介石。她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准备出国。
汪精卫给她的信①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当天写的，一开头假惺惺地说，“闻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当指宋之“七·一四”声明），更为惊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汪精卫名兆铭），能不服膺。”接着闭口不提他在两周前下令“分共”、实为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反诬“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然后挑拨说，“度夫人闻之，亦必深责共产党之反复无信”。最后又说，“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几句话表现出他的反动和伪善面目。未庆龄对汪此信同对其他各种压力一样，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作了回答。
①章克自己不是同宋庆龄等人一起走的，但她们到莫斯科不久他就遇到了。他随同鲍罗廷等苏联专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友仁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一些人，乘汽车取道蒙古赴苏。邓演达也是走这条路去的，乔装为苏联军事顾问捷罗尼的中国厨子。
8月中旬，雷娜·普罗梅得悉苏联货船已到并且知道了上船的办法。在深夜里，宋庆龄和雷娜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汽车。清晨3点，她几和陈氏父女、吴秘书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货船在拂晓时启碇。
陈友仁大女儿思兰的叙述略有不同①。她写道，陈友仁先从汉口到上海，装扮成一个日本人，因为他是被悬赏通缉的。两个女儿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马路上碰到的。她们年轻，不耐烦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参加聚会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会上，她们被上海的一个外国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认出来了，幸亏没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个索科尔斯基老想结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实际上当时他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密探。以后，他成了美国的一个喜欢叫嚣的右翼专栏作家。）
①汪精卫的信一直保存下来，现陈列于上海宋庆龄故居。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32页。
据思兰回忆，她们姐妹上苏联船时，宋庆龄、她们的父亲、雷娜和吴教授（秘书长）已在甲板上等她们了。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她们在上海时认识他，称他“李先生”，但此刻别人介绍他是“鲁宾斯坦先生”。
思兰回忆说，这条船又小又旧，在长达7天的航程中，天气很坏，常有暴风雨，大家都晕船，受了不少罪。
但到了海参崴之后，一切都两样了。一行人乘坐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经过11天横越西伯利亚的旅程，到达莫斯科。由高级苏联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沿途照料一切。每到一站都有群众欢迎，把他们看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刚刚经历过本国革命的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厚的同志式感情。
1927年9月6日到达莫斯科时，聚集在月台上欢迎他们的有工人、农民、青年、机关工作人员和华侨的代表团，还有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哥伦泰夫人（教育人民委员）。哥伦泰夫人是妇女领袖、老布尔什维克，但出身于贵族家庭，受的也是贵族教育。她将担任来自中国的这一行人和苏联当局之间的联络员，同宋庆龄住在一所房子里。据章克说，这两位现代化的、会多种语言的女革命家相处得很好，常常谈论苏联、中国和世界事务。
在到达时发表的声明①中，宋庆龄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
①陈思兰书，第89页。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你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却根据国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这段话显示她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毛泽东稍早时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国民党左派”那样对农民运动有一种出自阶级根源的恐惧，也不像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那样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着重指出，今天的反动派是昨天的“革命领袖”。
“几个月以前，广大的长江中部地区还是为反抗世界帝国主义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中心，但今天已经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众信任为国民革命领袖的人物，现在却领导着这个可耻的反革命，这对于中国来说，确是莫大的污辱。
“……所以我这次访问苏联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她坚信革命将取得胜利：
“在革命旗帜的掩护下，新的封建军阀背叛了革命而抬了头……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最后，她又像常作的那样，把话回到她已故的丈夫：
“孙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实现他的一个最珍爱的愿望——亲自到莫斯科与中国的坚强的革命友人们会谈……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二）在莫斯科：鼓舞和困扰
在苏联首都，宋庆龄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它的大理石镶嵌和镀金工程是如此富丽堂皇，就连在芝加哥有钱人家养大的雷娜·普罗梅也说，她在那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在下房呆惯了的厨子从正门进了上房”。（尽管庆龄沮丧地说过，某些基本的卫生供应品这里却付诸阙如。）
同住在这所宅子里的有李维诺夫和他的英国夫人艾维，还有哥伦泰夫人。孙中山在早年流亡时期的旧友。现在苏联外交事务的负责人格奥尔基·齐契林在这里设宴款待宋庆龄和陈友仁，陪客中有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他以深刻揭露战争罪恶的小说《火线》享誉国际，以后像宋庆龄一样，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战的积极分子。）
在宋庆龄到达后不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关于他到“糖宫”去找宋庆龄的经过，他曾有过一段有趣的、幻想式的描述。他说，在“糖宫”那布满走廊和厅堂的迷魂阵里，他最初撞进了艾维·李维诺夫的房间，艾维“强征”他同她一起在一架大钢琴上演奏两重奏，最后，“我被引进……孙夫人住的房间。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开阔的，宋庆龄站在中间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她多年来第一次作欧式打扮，因为穿着短裙而显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确实使她看上去像个15岁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运之间的对照任何时候都是强烈的，但最强烈的要算那个晚上了。”①
①《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16页。
希思关于宋庆龄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忆是在另一个晚上到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苏联作曲家赖因霍尔德·格利尔创作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这件事在陈思兰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过。看来中国客人们并不很喜欢这个舞剧——虽然它是献给中国革命的——因为剧中的中国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苏联海员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种家长式统治的态度写得头脑简单、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书，第268页。陈思兰书第95—96页上有关于这次宴会及在“糖宫”的其他活动的叙述。以后“糖宫”曾有几年租给美国驻苏大使馆。
希恩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庆龄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觉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没等正片开映就离席而去。①
①尽管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感情是真诚的，但已掺杂了一些家长式的味道，如同这部芭蕾舞剧所表现的。在这一点上，苏联人一直感觉迟钝，并且变本加厉。据苏联外交官及汉学家费德林的记述，在20多年之后，苏联居然仍用这部芭蕾舞剧来招待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虽然主人的用意是赞颂，客人们仍然感到它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感。
宋庆龄在莫斯科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加里宁农民出身，土生土长，当时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夫人是一位心胸开朗的俄国妇女，对庆龄很热心，有时乘三匹马拉的雪橇来接庆龄去郊区林木繁密的阿尔汉格尔斯库耶村。她们坐在雪橇里，身上盖着皮毯，一路观赏冬景，最后到加里宁的官邸别墅小住。在这里，女主人使庆龄觉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还不断问庆龄她能再做些什么使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适有趣。宋庆龄从没忘怀她的热情。①几十年后，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重访莫斯科时，她专门提出想看一看这个地方和加里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