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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姐苦笑道：“这种事情不用你帮忙，我还是自己找吧，你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
好好读书，如果要好好读书，我干吗来诺城，在老家好好读不是更好，来到这里不过就是因为小堂哥，现在他走了，若是江浩是一个人，我还可以留恋，但偏偏他有紫若这个拖油瓶。
我给爸爸打电话，离开家这么久了，他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电话接通后，他上来就说：“是不是生活费不够了？爸爸最近在国外旅行，你先去你奶奶那里拿点钱。”
我本来准备好的一大堆理由，被他两句话搞得无从出口了，这样也好，干脆就彻底隐瞒自己出来溜达了几个月这回事。只是问候了一下他的身体情况，然后就挂了电话。
虽然很不喜欢爸爸对我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想一想，如果我出了什么大事，能第一时间放下所有事情来我身边保护我拯救我的男人，只有他了。
他也不容易，当年和妈妈那么恩爱，最后还是各奔东西了。我还记得妈妈走的时候，红着眼眶对我说：“不要怪妈妈，妈妈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以后要是林别鹤对你不好，就来香港找妈妈吧！”
想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我突然想去香港看看她，这也正好可以让我放下江浩，不再纠缠于他和紫若之间，对他对我都是一种解脱。
诺城终究只是一个驿站，不是家。我走的时候是在深夜，比起小堂哥的不告而别，我还是不够狠心，我习惯性地写了字条放在桌上——
有一个躲猫猫社团，他们的团长现在还没有找到。小堂哥已经去找团长了，我打算去找小堂哥，你要去找我吗？
许多年后，我上网时又逛到江浩的博客，看着他更新的日志，一篇篇情深意浓，但是我不知道，那日志中的女生，指的还是不是我了。
现在是晚上了，分针指着七，时针指着十一。窗外刮着很大的风，我的床摆在窗口，我已经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只露出脑袋，看窗外昏黄的路灯下来去匆匆的车辆行人。
风越刮越大，行人随之减少直至满街尽空。我拉上厚重的窗帘，打开台灯。桌上乱糟糟的书搅得我的心好似墙上的挂钟，摇摆不定。
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几个抗美援朝的女战士分别几十年后在电视台的帮助下重逢了。于是我就想也许我们还能再见面的，我们还年轻，还有几十年可以等。
只是再见时，纵然不是尘满面鬓如霜，也很难将对方一眼认出了。我现在说话的口气沧桑得像个老头，经历了这一切，想必你也无法再高傲地仰起头，坚定看着太阳了。
我们都不是命运的对手，注定要做生活的炮灰。回想起以前，你总喜欢指着天说：“上帝，你想玩死我没那么容易。”你可以无所畏惧地在人群里流泪，冷笑着看那些无知的人。成长原来等于隐忍和妥协。
我的qq签名原来是：“万死不辞地骄傲着！”
现在改成了一个字：“空。”
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常常去看你的qq空间，那时候还不明白你空间主页上贴的这首诗的意思——北国绽春枝，雪色虚空。故乡近低檐，梦中虚空。星影袭墨砚，诗句虚空。潮浪逐寰宇，露香虚空。蓟马无望欲捕风，世界虚空。
现在明白了，却不能说给你听，我现在写信给你，也不知道寄到哪里去。只能像你的小堂哥以前做的那样把它烧掉，虽然我并不喜欢灰飞烟灭的感觉。
这蓝色墨水无格的白纸，我的字没有以前好看了。抬头再看那挂钟，分针指着“9”，时针指着“12”。这一天又走到尽头了。现在很少有人再用这种老式挂钟了，就像很少有人写信一样。世界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我总是后知后觉慢几个节拍。
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说我有双重性格，说靠催眠术可以唤醒我沉睡的记忆，让我分裂的人格合二为一。我让他有多远死多远。这样的话是以前你常对我说的，有多远死多远，滚一边去。其实你巴不得我一天到晚围着你转。
那时你总爱在半夜里发信息吵醒我，天亮说晚安。你最后发给我的那条信息我一直舍不得删：“过去的就这么过去了。你说我听，转瞬间成为曾经。主说一切皆有时，却宣扬自己的永恒。有太少的事可以经久传承。誓言这东西，时间不做尺。我只想许诺于你一抹笑容，微微的暧昧，微微的你懂我懂。”
回忆到这里，脑海里尽是曾经的你。总是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吃冰激凌，吃冻酸奶，吃到手指冰凉通红。手上的变色戒指从晶莹的亮蓝色变成很厚重的深黑色，才慢悠悠地回到住处。
在写给你的日志里我不想提她的名字，怕你生气，伤心。不过这么多年了，我想你应该也明白了，她当时的所作所为，只是年少任性。
以前我们都觉得诗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现在不知诗歌是否还能温暖你。前些天我在书上看到一首诗，抄下来给你看：“世界上最美的是月亮，比月亮更美的是你，月亮再高也高不过天，你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思念。”
每次读到这样的句子，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火车，象棋，阿尔卑斯奶糖。
你曾经对我说：“若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了，就把心打扫干净，让后来的人住进去。我打扫了这么久了，依旧杂草丛生，千疮百孔。打扫着打扫着，我们就老了。”
很想再去远方，一个人，一个背包，一颗不安分的心。
我想我已经不再是上帝的宠儿了，眼看着我消沉堕落却不来救赎。梦中的我总是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上奔跑，两边的高楼大厦在我身后倒塌，天旋地转，巨大的声音在我醒来后仍在我耳朵里轰鸣，导致我一次又一次错过教堂里的钟声。
我多么希望能够梦见你，可即使是枕着你的名字入睡，也无法看到你坐在旋转的木马上笑靥如花。《圣经》说普天之下并无新事。这像是一句冰冷的咒语，我所有的激｜情因此而零下七度。或者轰然倒塌的不是钢筋水泥结成的大厦，而是你我的信仰。
风渐渐停了，零碎的雨点敲打着窗台。写完这些字，我起身冲了咖啡，是很浓的炭烧，然后端着杯子，转过头去望着那架黑色的钢琴发呆，黑色是保护色，关上台灯，彻底陷入黑暗。
身边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我要逐渐忘记过去的时光过去的事情，如你所说：“幸福始终不如空气重要。”
第27章 后记
从2012年12月12日开始写这本书到现在，已经过去满满十个月了，可以说是十月怀胎。
这十个月的生活因为这本小说的存在，像一场大梦一般，此刻终于到了梦醒时分。
虽然距离上本书《听说海角天涯只有风能到达》出版没过多久，但其实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写小说了，因为感觉世界末日临近，做什么都没意义。
结果末日过去了，我还活着，周围的人也都还活着，于是该做的事还是得做，未完成的心愿还是要完成。
这本书比我以往写的任何一本书都要艰难，我不知道读者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自己写的时候，一直处在才华耗尽的状态。快写完的时候，我真担心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再也写不出小说了。
在写这本书的中途，有几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来长沙办事，叫我一块出去吃饭。我是个闲人，没有理由不答应，席间他们谈他们的项目，我只顾埋头吃东西。
嘴巴很忙，耳朵却闲着。虽然来湖南已经快两年了，但还是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话。只听到他们在那里一会儿八十万，一会儿八个亿地谈着。具体谈的什么项目我不懂，但也可以明白是个大项目。
如果单用金钱来算的话，他们搞这一个项目，大概够我写一辈子小说所赚的钱了。
他们一个是主任，一个是主编，一个是公司副总，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混得都要比我好Ｎ倍。当然，我是以金钱的角度去衡量，是以世俗的角度去衡量。
如果是以粉丝的角度去衡量，那我肯定是最伟大的，即使再穷一点，即使落魄到流落街头，也是最伟大的。但这没有用，除了满足一下虚荣心一点用都没有。
上面提到的朋友都是最近两年认识的，无论是杂志主编，还是报社主任，再或者是文化公司的副总，多少还是跟文化沾边的。
如果再往过去看，就会看到我的那些非文艺圈的朋友，他们现在大都已经结婚生子，基本上很少出来鬼混，很少跟我联系了。但凭着以前的交情，我多少可以猜出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一定在经商，无论是贩卖煤炭，还是贩卖服装，再或者贩卖酒菜，肯定都是在卖着一种东西，卖着一种生活必需品。
这就是他们和我的区别，他们卖的是必需品，而文学，在当前社会，还只是个装饰品。
大多数人还不需要这种装饰，而这种装饰品的创作者，作家，也就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一种现实生活以外的人。
在某家报纸上，石康说：“在中国，有人认为成功的作家应走这样一条路：首先，他应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榜样；接着，他还要写出一些受欢迎的作品；再接着，当社会用一些名声与利益来奖励他的工作时，他应当对于那些奖励报之以淡泊的态度。这个态度的具体表现即是，要么，他视名利如粪土，拒不接受；要么，他悄悄接受，然后避而不谈。前者令常人无法理解，后者虚伪。社会之所以对作家有这种态度，只是因为缺乏有关作家的信息，他们不了解作家的工作，也不了解作家作为社会个体的实际情况。毛姆曾说：‘作家写出作品，犹如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你可以抱一抱她刚生下的小宝宝，亲一亲，却不能掀开产妇的被子，查看里面的血污。’”
我很赞同石康的这一观点，于是每写一本书，我都会在后记里滔滔不绝地讲我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实际情况。这实际情况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那就是——杯具。
晚上那些朋友要去酒吧喝酒，我没有去，虽然论酒量的话我是他们几个的总和，但现在的我不需要酒，我需要奋斗。
不求奋斗到数钱数到手抽筋，但求能睡觉睡到自然醒，但求醒来能有书看，没书看的时候能推着购物车逛书店，一次买上几十本。
世界末日那天和朋友聚餐到深夜，聚餐结束后，在回住所的公交车上，我开始构思这个小说。
为了写好这本有点悲伤的关于青春爱情的小说，我又重新温习了一遍我的少年时光，我的十四岁到十八岁，我的那些早已断了联系的朋友以及我们干下的那些荒唐的事。
那时候在苏州，我们六个人，有男有女，分别来自上海、南京、郑州、盱眙等地，我们没有工作，也不打算去找工作。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离家出走。
小Ａ是因为弄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小Ｂ是陪小Ａ出来的。小Ｃ是因为失恋，小Ｄ是因为没考上好大学。小Ｅ和我是感觉在家里太受束缚了。那时候，我们都未满十八岁。那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怕。
有钱的时候，我们去Ｋ歌，去泡酒吧，去大鱼大肉地猛吃。没钱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