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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便相告。总之，我个人不喜欢他。”老人对此问题反感，只做简单的应付，似乎不愿意谈及那个人和那件事。
“是因为您的妻子死于医疗事故吗？”聂成德干脆讲出田菊提供的原因——她认为父亲是因为母亲死于西医的误诊，仇视西医，故而讨厌学习和从事西医的韩千寻，将他们拆散。
老人的脸色变了，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
他始终忘不了那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一具冰冷的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推车上。她曾经无数次朝他美丽地微笑，曾经无数次带给他幸福与快乐。然而，西医的疏忽，夺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下意识地用余光瞟一眼墙角那边妻子的灵位，眼露悲戚之色。
“我们之前询问您女儿田菊，她称您因为韩千寻的西医身份而阻止他们交往，是如此吗？”
“能否告之你们为何总是询问我女儿的情况？”老者没有回答此问题，反问道。
“咳咳。”一直没吱声的宫政此时终于开口，肃然地对他说，“因为关系到一起重大的案件！”
“啊！”老者表现出惊讶的神情。
听到这句回答，他的态度终于没有刚才那么生硬，开始很认真地回答问题。他大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接下来，仍旧是那几个问题。虽然我在这里并不想过度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这几个问题不仅是关系作案时间，同时，也将作为比较法的数据，对三名凶嫌案发时的行踪进行比较，推导出最可能作案的疑犯。
“5月8日、9日，您在哪？”
田严的回答：“从5月4日到5月10日，整一个星期都在温州参加义诊。”
“什么样的义诊？”
“由红十字会、省医协等组织的长三江地区老中医义诊。”
“本市只有您一位参加？有陪同人员吗？”
“不止我一人，本市一共三位。”
“能否分别提供他们的姓名和地址？”
“我只能告诉你们姓名，地址不甚清楚。王福、幸福的福，还有刘光荣，他跟我住一屋。”
聂成德将姓名记下，他们是有名的老中医，应该不难查找住址。
“去温州是坐火车，还是汽车？”
“火车。我受不了长途汽车。”长途汽车过于颠簸，多数老年人不喜欢乘坐此交通工具出行。
这么一来，如果一旦证实他在温州义诊，一日都没有离开，这就足够证明老者田严不可能前往两地寄信。
温州位于浙江省最南部，离寄信地点浙江湖州、江苏扬州的路程比本市到两地的距离还远，根本无直达火车。乘坐快客的时间：温州至湖州单程大约需5小时，温州至扬州单程大约7小时。如此的年纪，肯定不会自驾车，也不可能自驾车前往。
“5月13日下午3点至5点，您在哪？”
“在家。一般都在家里，我已经退休。”老者语气平缓地回答。
“5月15日下午5点至6点，您在哪？”
“5点钟可能在外面散步，也许回家做饭。”
“没有人陪同？”
“孤身一人。”
聂成德点点头，记录下来。两名死者的被害时间，他都无不在场证明。这倒也不奇怪，一位退休老人不用上班，每日都闲暇得很。
老者的口气有点敷衍了事，也许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只是记不清楚，随口应付，神色颇为坦荡。
“这两个人，您认识吗？”聂成德递上被害人张天宝与孙建的照片。
老者眯着眼睛，拿起一张远远地端详，再拿起另一张，同样看过后，思索片刻，“胖的，不认识。另一个，他应该是叫孙建。”
“哦……孙建，您认识？”
“嗯，他几年前追求我女儿。”
“另外一个人，您不认识？”
老者摇摇头。
“您再好好想想？”
老者再次拿起张天宝的照片，放在远处一边凝神注视，一边舔着干巴的嘴唇。宫政和聂成德静静地等着他回想，周围一时安静许多。
“冒昧地问一句，他们怎么了？”老者摇头后问道。
“嗯……被杀了。”聂成德拖长音符。
“哦。”
老者的脸上浮现一丝惊恐，难以判断是对死亡的敬畏，还是对此事的意外。刚才聂成德说到“重大案件”，他大概已经猜测到是命案，警察口中的重大案件一般都是指命案。
“我们正在查一起凶案，其中一名被害者叫张天宝，就是此人。您真的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老人茫然摇头。
“可是，被害人曾经给您的手机打过两次电话，分别在5月5日早晨与晚上。”
“哼！是有这么个陌生人打给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老人对此问题的回答丝毫不慌张，反而略带讥讽。
“是这样。那他与您交谈些什么事情？”
“隐私。无可奉告！”
“敲诈吗？”
“啊？”老者吃惊地看着他们。这次，显然是真的吃惊了。
“他向您敲诈，用您女儿和别人偷情的照片向您勒索钱财，对吗？”
老者此刻的脸色异常阴沉，极其不悦地望着茶几，默不作声。他的情绪显然已经发生变化，被问及被害人敲诈一事，使他忐忑不安。他在温州义诊的那天，5月5日，确实接到勒索电话，声称他的女儿和别人偷情。他起先不相信，以为是电话骗局。不过，对方报出了男子的名字——韩千寻，这不得不令他惊讶，毕竟这个名字已经消失10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这才确信那名10年前被他赶走的年轻人又回来了，且已经纠缠上了他的女儿。
“您没有给被害人钱，为何也不报警？”
“家丑不可外扬！”在追问下，老者极不情愿地吐出六个字。
“那您什么都没有做吗？”
“你们什么意思！是说我杀害勒索者！哼！天大的笑话！晚辈的事情自有晚辈自己处理，小菊喜欢和谁在一起，自有她的道理。我不给钱，也不报警，难道不可以吗？”
“呵呵！”聂成德干笑两声，被反问得有点尴尬。
人家说得也没有错，自己的女儿喜欢谁跟谁在一起，那是她的自由。老爸当然是站在女儿这边，而不是女婿那边。不过，十年前田菊与韩千寻交往时，田严极其反对，这次处理此事的态度倒是意外地宽容。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孙建？”
“他，同在一座城市，偶尔会碰到。他不是什么好种。”老者直言不讳。
“您对他的看法似乎不怎么好？”
“哼！我女儿嫁给别人，他就翻脸。你说是什么人！”
“他因此到您这里闹过事？”
“闹过。他还扬言要让我不消停，砸我的房子，杀掉我！都说过。”
“您恨他？”
老者突然停止回答，看看聂成德，似乎意识到自己正在往套子里钻，回答便没有那么坦诚，收缩性地回答：“恨，怎么恨！都快十年过去了。”
“您最近是不是去找过他？”
“你们什么意思啊！”老者大概意识到警方怀疑他是凶手，情绪立刻激动起来。
宫政突然说：“您和他不是有矛盾吗？”
“你是说我一个70岁的老头去杀人，杀掉孙建，还有那个什么宝，这两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混账！等你活到70岁，你看看你有那个能力没有！现在的警察都怎么了，不用脑子，怀疑到我老头身上。”老者田严为自己辩护的同时，教训起警察。
其实，他平时没少教训人，老头脾气古怪，异常严厉。
“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别误会。”宫政在一旁冷眼瞧着田严，没有说话。聂成德连忙安抚他，通常由宫政挑起来的火头，都是由他负责扑灭。
“那你们问这些是在干什么？”
“我们只是作为参考，凡是涉及到本案的相关人员都需要协助回答这些问题。”
“哦，这个我明白。”老者的语气才放松许多。
老年人的脾气就是怪异，捉摸不定。不仅是老者的脾气，还有屋内的药味，也呛得他们很难受。问话的局面越来越尴尬，最后，以双方相对沉默而告终。
他们离开老者的住所后，各自深吸一口气，将肺部的药味换出。
“寄信时间，他在温州义诊，应该是不在场的证据。”聂成德翻开记录说道。
宫政低头躬背，消沉地往前走，再也无话可说。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在极度期盼的心情下坠入谷底，而且，还是一坠三次。
聂成德瞅瞅宫政阴沉的表情，安慰道：“这个证据还需要证实嘛！”
此话丝毫没有给宫政带来希望，他难得叹了一口气，“你看那老人家像是撒谎的吗？”
“你总不会希望他是凶手吧？”
“不管是谁，总要有一个。现在倒好，一个都没有。”
老者田严无杀人时间的不在场证据，但是，有两次寄信时的不在场证据。这同样能够初步排除他的嫌疑，宋词密码信确确实实是从湖州和扬州寄出，而他不可能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温州义诊确有其事，田严确实参加了，随后即被证实。
他们拨打了义诊负责人的电话，得到如下答案：
“田严在义诊期间有没有请假？”
“没有。参加义诊的老同志没有一位请假，每日都按时参加义诊。”
“你确定他整一个星期都在？”
“确定。”
毫无疑问，寄信时间5月8日和9日，田严一直在浙江的南部温州。
从浙江温州到浙江湖州，利用下班时间（夜间）往返是足够的。从浙江温州到江苏扬州，利用下班时间无法往返。但是，他们还是去求证了田严夜间是否离开。
刘光荣和田严在义诊期间是同寝，这是田严提供的信息，得到义诊负责人的证实。
宫政和聂成德通过医药协会，找到了刘光荣的住址。刘光荣与田严一样是退休的老中医，拜访时，他亦在家中。
“警察找我？什么事情？”当时刘光荣带着老花眼镜，正在读报。听他们表明身份后，他缓缓摘下眼镜看着他们，露出疑惑的神情。
“关于上次义诊的事情，需要询问您。”
“哦。”刘光荣点点头，“请坐。温州的义诊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实际上是一起本地的案件，其中的细节牵扯义诊的事情，需要询问您。”
“案件？”老者刘光荣皱皱斑白的眉头。他的语气比田严略微柔和，脸部同样好像一副难以动弹的老树皮。
“田严，您认识吗？”
“他，认识。几十年的朋友。”
“这次义诊，他也参加了，听说和您住一个屋？”
“是啊，跟我住一块儿。”
“他每天都按时就寝吗？一天都没有离开吗？”
刘光荣笑了，“我们俩都是老棋迷了，好不容易凑到了一块，每晚都得杀几盘象棋，非杀出个你死我活才睡觉。我肯定他每晚都在。”
“他参加义诊期间，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反常举动没有。不过他好像不是很高兴参加这次义诊，毕竟年纪大，不乐意出远门，跟我抱怨了几回。”
“参加义诊不是个人自愿吗？”
“名义上是这样。不过，本市的老中医仅此几个，总要有人去参加……”刘光荣笑得有些深意，省略了半截话没有说。
就此他们已经无话可问，绞尽脑汁也没发现明显的漏洞，宫政和聂成德搭档十多年，还没有哪个案件如此令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