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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无力，不能自己办理自己的事务，所以需要你的劳动。”
这种制度一定会使人养成一种能够消灭人类的凶狠心理。在这种不公正制度的影响下生活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逢迎贪心大得无边的怪物，把他尊为神仙。刺激这个地方的居民的心理活动的欲念，控制着这个怪物的崇拜者的内心。全部的土地已经不足以维持居民的生活。不久，有一个人占据了大片土地，夺取了他人的最必要的生活资料。但是，即使他对别人的不幸没有任何同情，别人的穷困也没有强烈地迫使他去援助，他也应当很快相信不能享用掠夺来的果实。同时，人的温和而敏感的本性，又在启发人们的互助愿望，只是周围的人遭到可怕的穷困，他就应当帮助他们。
人们能够相信这样吗？差不多到处的人都要互助，这不是出于博爱，而是因为不这样的话，人们就要自己消灭自己。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可悲命运要求这样，我们的德行和我们的罪行的可怕原则也要求这样。希望和恐惧会使我们提高警惕或走向极端。
毫无疑问，在最初一个时期，那些得到我们称之为命运的那个盲目之神的恩赐的凡人，那些因恐惧而使自己变成最好掠夺的凡人，把他人只看成是可恶的敌人，觉得应当压迫他们，迫使他们处于低贱地位，或消灭他们。另一方面，在不幸的人的身上，对自己的贫困的尖锐感觉，以及与此永远联结在一起的恐惧心理，压倒了他的其他一切思想，他认为继承大量遗产的人只是最不公正的篡夺者，是自然法的破坏者，是利用自然法来损人利己的人。
他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在绝望之中反对这种暴政。他怀着摆脱困苦生活或根绝灾难的愿望，武装起来反对靠他享福的人，把这个人吓得哆哆嗦嗦，唯恐别人把他的财产抢去，陷入他人正努力摆脱的那种微贱地位，并象前者为改变不幸状态而斗争那样，疯狂地保卫着他的私有财产。
于是，象两块巨石相击时迸出无数火星一样，从这两种强烈感情的对立中产生了许多恶行和罪行；象拍岸的惊涛一样，前拥后挤，急于占据新的位置，唯恐广阔的大海不能全部容纳它们那样，人们也在疯狂地互相争夺土地。私有制和利益的最初结果，以及对这种残酷之神所奉献的最初牺牲品，一定是这样。
卷2，第38—43页。
7。国家的一切财富，就象血液流向心脏一样，都集中到国王手里；但是，这种血液被浪费了，因为在某些容器里装得过满，而在另一些容器里则装得非常少。于是，使四肢陷入麻木不仁状态，没有一点气力和精力。
我们的统治者的可怜状况与此相似，他们的最高权力就是这样。其次，有人把施善之神比作弱光的照射，它的光线被周围的物体遮断以后，勉强能够影响离光源较远的物体。这些保持着残缺不全的国土的君主，是掌握真正大权的人世间最有势力和最厚颜无耻的大臣的阿谀奉承对象，他们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大臣也不过是自己的受庇护者的奴隶，正如人民在被他们的主人统治时期受到贫困和压迫的奴役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主人本身是怎样认为人民是幸福的呢？
我们的某些君主试图管理自己；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和勇气，把这个担子肩负起来；但是，他们在希望粉碎这个光荣的俘虏的锁链时会遇到多少困难呢。他们在打算向人类供献光明正大的服务，由此确应得到英雄称号的时候，会遇到多少障碍呢？他们应当克服被偏见和恶习所腐化的无数意志方面的什么反抗呢？需要什么力量和高尚的精神来使他们不沾染或放弃这些偏见呢？为了整顿他们所治理的社会，他们需要废除多少骗人的规则、多少粗野或有害的习惯呢？
我们的某些国家的最高政权，似乎属于那些比较有学问、比较仔细和比较温和的公民，因为最高政权被若干人分别掌握，而且表面上给了他们自由。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种自由，一般都是希望得到这种自由的。这种分权，在私有制和利益所造成的惊人不平等的状况下，丝毫也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不幸居民所受到的最大痛苦，这不过是使人能够高声喊冤的可悲慰藉而已。这些国家里的穷人，有时比只受一个君主统治的国家还少。但是，不幸却经常是大多数居民的命运。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专横跋扈的政权的奴隶，但是，他们却要服从严厉的法律，这种法律几乎到处都不受人欢迎，而且都不能减少罪恶活动。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为自己选举的统治者，可以按照这些法律的严格要求，以公正和义务的原则为名来压迫人民，而且在实行暴政的时候，能够得到表扬。如果不修改法律，是不能反对这种暴政的。
最高政权本应当是自然法和人权的保障者，在每个民族最初形成的时候，就曾经是这样的。当时，父权在兄弟之间建立了完全平等，因而向其余的人树立了最温和的统治的榜样。我认为，这种政策在野蛮时期被最强悍和最粗鲁的民族所利用时，无论是对自愿服从它的人，或是对在它的武力压迫下变成它的奴隶的人，都几乎同样残酷无情，而在比较和平的时期，则为一般虚有其表的德行和不太严重的恶习粉饰门面，人们都设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这种德行和恶习。
卷2，第61—64页。
8。偏见在凡人中间创造了不应有的差别以后，又把这种差别传到各行各业，散布在有天才的人们中间。这种差别贬低一些人，抬高另一些人；并以同样的精神，降低了那些变成人类滓渣的智慧，使他们变成无知和愚蠢的人。对于还希望能够摆脱微贱地位的人，这种差别刺激他们爱好技艺，并支持他们的这种爱好。对于自命不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并企图保持这种状态的人，这种差别更鼓起他们的勇气，燃起他们的幻想的念头。
不断为生活的贫困而斗争的人，只适宜于做沉重的、粗笨的、下贱的和奴役性的工作的人，被人们称为下等手艺人；为了完成上述这类工作，人们只具有比动物略为高明一点的本能就可以了。创造某种舒适生活、发明某种可以减轻一部分人的劳动并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新的快乐的东西，从而使他们变成富人和穷人的必需品的人，被人们称为艺术家。思考、判断、整理和用艺术或命令形式表达我们的一切虚构真理的人，被人们称为名人、学者，立法者和国土，他们为我们制定了习惯、风俗、社会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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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只是在遥远的古代，祖国利益曾和我们个人利益一致，而祖国利益对于每个人的影响几乎没有差别，但是现在用来衡量我们对于祖国的供献的，并不是我们实际上为祖国所忍受的痛苦，而是我们所担当的工作的虚构的重要性。只是根据我们的职业的作用来评定我们的供献，而我们获得的报酬、则与现实对于该项职业的需要相符合。因此，穷人只好忍受少得可怜的一点报酬；游手好闲的富人，或被舆论界认为有才干的人，虽然做着极其轻松的工作，却得到优厚的报酬。正是因为这样，在管理国家方面需要这些有才干人士的帮助的最高政权，才用大量的财物奖励他们，而购买这些财物的费用，最高政权却不得不从不幸的穷人身上去榨取。于是，国家财富向君主手里集中的这种巨大比例失调现象逐渐扩大；国家的财富都被有力量取得它们的人所掌握，听任世间伟人的贪婪挥霍。于是，在国家的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出现了不祥的差别。
从事物的自然秩序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心脏是软弱的，而四肢是有力的，但是也可以说，充满力量的心脏能使四肢无力。其实，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至少是轮流着发生类似的现象。于是，庶民逐渐对祖国疏远，日益对祖国产生一种憎恨心情，而祖国也对它的大部分儿女慢慢残酷起来。既然国家对不幸的人没有什么好处，既然国家没有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帮助，那么，他们怎么能够说：让我们来帮助国家，使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呢！他们会说：让国家灭亡好了，因为国家遭到的不幸，并不能加重他们的不幸，甚至在国家灭亡以后，他们还可能从国家废墟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政治家或不担任国家工作的人说：如果千百万人死于贫困，或者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那么，共和国最终即使能够繁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卷2，第65—69页。
俄译者：Φ。Ь。舒瓦耶娃
刘元慎 何清新译
摩莱里的共产主义理论
摩莱里这个名字是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最神秘的名字之一。从1743—1755年这个短短的时期内，曾出版了六本关于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书，这些书显然是出自同一个作者，其中有几本署了摩莱里这个名字，另外几本是匿名出版的。但是，关于这些书的作者、作者的生平和他的友人，当时几乎什么都没有记载下来；就是后来史学家的考究也不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事实上一切有关摩莱里的传说都带有假说的性质。例如，不久以前人们还在争论：摩莱里的那些书究竟是一个人写的还是两个人写的；又如，甚至现在还有人怀疑“摩莱里”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什么人的笔名。①
①见李什丹贝日（Lichtenberger）：《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法文版第106—107页。姆·勒鲁瓦（M。Leroy）：
《法国社会思想史》，法文版第243页。格·希纳尔（G。Chinard）：《‘自然法典’出版序言》，1950年版第9—10页。希纳尔反对两个摩莱里论的见解，我很同意；关于“笔名”的问题，看来，还不能认为最后解决了。
摩莱里的著作在十八世纪并没有得到传播。只有他的最后的两本著作《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在出版时才引起了某些社会人士的注意。不能说，摩莱里的著作获得这样的遭遇是应该的。摩莱里的哲学的基本原理无疑是渊源于洛克。但他在发展这些原理的同时，却创立了一种非常彻底的体系，这种体系在认识论和伦理学方面都先于爱尔维修①和霍尔巴赫②的后期体系。早在1743年出版的摩莱里的第一部著作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下列各种学说：感觉产生观念的学说，关于自爱是一切美德的源泉的学说，关于环境在人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学说，关于公益是善恶行为的标准的学说，关于幸福是人生目的的学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莱里除了承认有一个最高的存在物（它可以惩罚和奖励那些对有关宗教的偏见进行攻击的行为）以外，同时还把和理性一致的、充满纯道德的宗教说成是真正的宗教。很难说，为什么摩莱里著作中的这些思想在十年以后会在法国社会上获得这样广泛的反响，而在当时却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看来，当摩莱里在自己的著作中陈述这些思想的时候，使这些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的那些必要的社会条件，在当时还没有成熟。但是，不管读者为什么对于摩莱里的哲学著作表示冷淡，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史上，他都应当在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中间占有一个位置。
①克劳德·阿·爱尔维修（Claude
A，Helvetius，1115—1771），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杰出代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思想先驱之一。——译注
②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
Hen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