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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五日，朝鲜军参谋长向次长、次官、关东军参谋长发出如下电报：
敌似在拖延外交谈判，赢得时间，依靠轰炸及远射程炮击，企图使本身不受损失，逐次消耗我战力，最后一举全力夺回张鼓峰，从而便此次事件及一般外交取得有利进展。
果真如此，则我军在限定战面内，战术及地形上又无运用兵力之良策。同时，在使第一线攻击前进时，推进山炮、压制敌炮兵，即须越境。而且此次战斗，并非必须等待其他方面战局发展之持久战，谓为空守阵地继续忍受消耗，并非过言。
今日师团官兵士气虽顾旺盛，得无足虑，但如长此下去，恐终将影响士气。
当时，如爆发对苏战争，弹药的保有量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之用。于是，8月5日批准了关于朝鲜军撤回原驻地的命令，并派遣桥本群第一部长前往现地，负责决定传达及实行的日期。
命令原文如下：
大陆命第172号一、朝鲜军司令官应将占据张鼓峰、沙草峰附近之兵力，伺机向图们江右岸地区集结，然后适时返回原驻地。
对军正面之满苏国境应严加警戒。
二、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在此期间，统帅部为了缓和第十九师团的战况，下达了第十九师团的临时动员令，并增加了重炮、高射炮、列车炮等兵力，命其对罗津要塞进行紧急战备。同时，为了牵制苏军及制止其恣意行动，于八月十日采取了受命待机于大连附近的大本营直辖第一百零四师团向珲春附近前进，以及关东军向绥芬河、东宁方面正面移动兵力等措施。
尚未传达的八月五日的第172号大陆命，是为避免全面战争不得已而使防御战斗中的军队后退的命令，这对造成优秀师团的战败感，给与敌方过敏反应，乃至对日苏今后的政局和国际均有极大影响。同时由于正在促进外交交涉，所以此项传达不能轻易决定，以致第十九师团陷于战力消耗殆尽的困境。
真是上天保佑，正当走投无路的最后关头，十日半夜莫斯科停战协定成立，按我方主张在八月十一日正午停战。原来苏方并无扩大此次战斗的积极意图。这样，由于莫斯科达成协议，得以不致蒙受败退之耻，保住了日本国家及军队的脸面。
八月十一日，以大陆命第179号下令：“应自现在起，停止与苏军在张鼓峰、沙草峰方面之战斗行动”，并传达了前记第172号大陆命。
据当事人回忆：由七月十日开始的一个月期间，正是汉口作战部队集中的高湖，惹起如此事件，中央统帅部一时极感不安。然而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以后苏军虽在张鼓峰建筑了坚固阵地，但我军并末企图夺回。苏方以张鼓蜂事件作为苏军的胜利，大肆宣传。
据判断，苏军于七月九日占据长期以来，有满鲜人来往的张鼓峰并坚决确保该地的意图，从全局观点非认真对日作战，而是为了牵制日军的华中作战。同时为了准备对日战争，对通往北朝鲜、东满的日军作战铁路施加威胁，并侦察日军的对苏作战准备。
此外，也可能由于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安部长（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本书作者注）留希科夫大将（应为上将）逃亡满洲境内事件，为了挽回远东红军的威信而进行的示威运动。
八月十日左右，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认为，事件是由于现地日军的功名思想，以及受国内政治斗争刺激的远东红军的虚张声势造成的。
九月八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215号，将张鼓峰方面的防卫，由朝鲜军移交关东军：
一、解除朝鲜军司令官在珲春地区保护帝国臣民之任务，解除时间自十月八日起。
二、关东军司令官为防卫图们江下游方面之满洲地区，必要时得以一部军队配置于沿北朝鲜东部线地区。
（摘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编》）
附录：文献资料之三
附录：文献资料之三有关日本军国主义的公共文献摘编（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从其形成、确立到发展、演变的每个阶段，均有其相应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经济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从孕育、形成到完全确立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带有过渡性的近代土地所有制，即具有日本特点的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和逐渐资本主义化、两重性表现较为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明治维新初期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
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但也正是通过地税改革在农村建立起寄生地主所有制，这种体现父系家长统治的宗法社会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支柱。而且，在地税改革后，农民未能获得土地，陷于贫困破产境地，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使国内市场极为狭小，从而成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其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
“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采取军国主义路线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中，明治初期的一批“政商”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的10年中，日本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下，从确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藩阀政府、建立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军国主义武装部队和警察，直到以西方为样板，迷信武力，扩充军备，对亚洲弱小邻国进行侵略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孕育进而初步形成。
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明治政府继续贯彻“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
随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全面奠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亦完全确立。
从日本产业革命的实际进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首先以军工生产为主建立近代的国营重工业，并同时带动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了工业化。这就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便依靠国营工业（以军工生产为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局面，故而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带有军事性质。
另一方面，日本的产业革命是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压榨、对外侵略掠夺而不断推进的。
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的寄生地主又往往兼有资本家身份。
至于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和掠夺，既成为日本产业革命进展的条件，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就是说，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战争促发展”的战略。这样，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在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内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经济体制中，后起的近代日本，只有用发展军事作为必需的补充，只有通过对外侵略扩张，不断发动战争来弥补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确立提供土壤和条件。
在明治初期、中期形成和确立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以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极不成熟尚未充分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其社会经济基础的。
日本军国主义依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从其形成和确立开始，便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并不断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而与日本军国形成发展有不解之缘的近代日本经济，正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对外军事侵略中急速发展起来。
这种互动关系贯穿整个日本近代时期。
（二）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演变阶段（1894～1936年），在经济领域则是日本产业革命的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孕育和形成。
日本在确立军国主义体制后，很快就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正是通过这两次战争，使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并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取得了大量权益。
甲午战后的十年，日本掀起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狂热lang潮，产业革命达到高潮。
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
从战争后期开始，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兴办企业和投资的高潮，日本产业革命基本完成。
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大体一致，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大体上就是日本垄断资本形成的基本过程。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具备。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是靠对外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发展起来的，并在连续不断的对外军事侵略中持续发展。
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封建性。
军事封建的特点贯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演变是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密切结合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息息相关。
因此，可以说日本垄断资本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演变到法西斯主义阶段后，其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资本。
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或最高阶段，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阶段。
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其在经济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以较为单一的垄断资本为其社会经济基础。
在这一阶段，随着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稳固，特别是随着农业统制的加强，寄生地主制不断衰落。军部和财阀紧密联盟成为日本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体制的主要支柱。
也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带军事封建性的日本垄断资本。
日本军财紧密联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形成和巩固的。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的对外侵略战争与扩充军备，得到新兴财阀的全力支持。军需生产的高额利润滚滚流向财阀。而日本对外倾销受阻使国外市场缩小，进一步促使财阀积极靠拢军部，支持军部扩充军备的要求，仰仗军部去武力争取、确保市场和资源。
与此同时，军部也作了重大改组，统制派确立了在军部的支配地位。
统制派主动接近、拉拢财阀，争取财阀的支持、合作。军财的双向接近，便有了军部与财阀的紧密联盟。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法西斯统治得以建立和加强，军部敢于飞扬跋扈，并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经济，即战时